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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6章 元稹 巴山蜀水间的诗魂与千年回响（第1页）

在唐代诗歌的璀璨星河中，元稹如一颗兼具锋芒与温润的星辰。他的诗既有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深情决绝，也有“田家衣食无厚薄”的民生关怀；他的人生既经历过朝堂的风刀霜剑，也沐浴过巴蜀的烟雨晴岚。两次入蜀的经历，尤其是在通州（今四川达州）的困顿岁月，不仅重塑了他的诗风，更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跨越千年的羁绊。如今，当达州人在正月初九登上凤凰山，当戛云亭的风拂过新刻的诗碑，我们仍能听见这位诗人与巴蜀的对话——那是苦难中的坚守，是诗文中的慈悲，是民俗里的传承，亦是与知己的浪漫回响。

一、元稹生平：在宦海与诗坛间行走的孤臣

元稹（—）的一生，是中唐文人“达则兼济”与“穷则独善”的典型缩影。他出身北魏宗室鲜卑拓跋氏后裔，却自幼饱尝寒门之苦。八岁那年，父亲元宽病逝，母亲郑氏带着他与三个弟弟寄居于凤翔舅舅家。这位“贤而文”的母亲，用“亲授书传”的方式为子女开蒙，在“夜课于深室之内，昼课于素屏之前”的严苛教养中，元稹九岁便能“属文”，十五岁以明经科及第，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及第者之一。

青年时期的元稹，怀揣着“致君尧舜”的理想踏入仕途。贞元十九年（o年），他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二人自此结为终生挚友，“始相知于长安，携手于洛阳，唱和于江湖”。元和元年（o年），元稹应制举“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”科，以第一名的成绩授右拾遗，正式踏入朝堂。彼时的他，锋芒毕露，在《论教本书》《论谏职表》等奏疏中直言不讳，弹劾贪腐、指陈时弊，甚至当面指责宪宗“陛下往年励精求治，今则稍怠”，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直言敢谏的代价是频繁的贬谪。元和五年（o年），元稹因弹劾河南尹房式，遭权贵构陷，贬为江陵士曹参军；元和十年（年），他因支持裴度讨伐淮西藩镇，被政敌以“结交宦官”为由弹劾，贬为通州司马；长庆二年（年），他虽一度拜相，却因卷入党争，仅三个月便被罢相，外放同州刺史、越州刺史……半生的宦海浮沉，让他从“殿前直谏”的愤青，蜕变为“渐知世事皆虚幻”的智者，而这种蜕变，在巴蜀的烟雨中尤为显着。

在文学领域，元稹的成就与他的仕途一样跌宕而耀眼。他与白居易共同倡导“新乐府运动”，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着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力求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。《田家词》中“六十年来兵簇簇，月月食粮车辘辘”，以农民的口吻控诉战乱之苦；《织妇词》里“东家头白双女儿，为解挑纹嫁不得”，揭露了宫廷苛政对民间的压榨。这些诗作语言通俗如话，却字字泣血，被誉为“诗史”。

而他的爱情诗与悼亡诗，则展现了铁骨之外的柔情。妻子韦丛去世后，他写下《遣悲怀三》，“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”一句，道尽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情；《离思五》中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更是以沧海巫山喻亡妻，成为中国爱情诗的巅峰之作。此外，他的传奇《莺莺传》以细腻笔触描绘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，为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提供了蓝本，可见其文学创造力的多元。

这位集斗士、诗人、情人于一身的文人，注定要与巴山蜀水相遇。当他第一次踏上蜀道，当他在通州的茅屋里病中惊坐，当他在锦江畔与薛涛唱和，命运早已为他与这片土地写下了不解之缘。

二、初入东川：梓州的监察御史与诗酒风流

元和四年（o年）春，岁的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（治所梓州，今四川三台），这是他与巴蜀的第一次相遇。此行的官方任务是查办前东川节度使严砺的贪腐案，而这场看似普通的公务，却成了他人生与诗风的重要转折点，更让他邂逅了与薛涛的一段诗坛佳话。

蜀道上的风霜与诗行

从长安到梓州，元稹走的是“骆谷道”——这条穿越秦岭的古道，以险峻着称，“七盘九折，猿啼鸟怨”。他在《使东川》组诗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旅程：行至骆谷时，恰逢春雨连绵，“栈云栏月愁忙杀，明日骑驴复西去”，道尽旅途的奔波；过青山驿时，见壁上前人题诗，“邮亭壁上数行字，崔李题名王白诗”，顿生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的时空之叹；抵褒城时，正值花期，“花时同醉破春愁，醉折花枝作酒筹”，借赏花醉酒排遣羁旅的孤寂。

这些诗作不同于他早年的讽喻诗，少了锋芒，多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细腻感悟。在《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，夜对桐花，寄乐天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微月照桐花，月微花漠漠。怨澹不胜情，低回拂帘幕。叶新阴影细，露重枝条弱。夜久春恨多，风清暗香薄。”月光、桐花、夜风，在他笔下交织成一片朦胧的愁绪，这种“以景寓情”的笔法，正是蜀地烟雨对他诗风的最初浸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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梓州的铁面御史与民生情怀

抵达梓州后，元稹迅投入查案工作。严砺在任期间，曾借“讨伐刘辟叛乱”之名，大肆掠夺泸州、合州等地百姓的田宅，甚至擅自增加赋税，“没入百姓产业八十余户，税外加征钱帛数十万”。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，直到元稹到来，才看到希望。

这位年轻的监察御史展现了惊人的魄力与细致：他逐一核查严砺的卷宗，传唤涉案百姓与官吏对质，甚至亲自前往被掠夺的田宅实地勘察。在《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》中，他详细列举了严砺的条罪状，包括“擅收没百姓田宅”“税外加征”等，字字确凿。最终，朝廷下令为户百姓平反，归还田宅，严砺虽已病逝，其下属也均被追责。此事过后，“东川百姓歌舞于道，呼元稹为‘元青天’”。

查案之余，元稹深入了解蜀地民生。他在《估客乐》中记录了梓州商人的生活：“估客无住着，有利身则行。出门求火伴，入户辞父兄。”通过商人的视角，展现了蜀地商业的繁荣与百姓的生存哲学。他还走访乡村，见农民“终岁服劳役，不得避炎凉”，写下《农父》一诗：“农父冤辛苦，向我述其情。难将一人农，可备十人征。”这种对底层的关怀，为他后来在通州的作为埋下伏笔。

与薛涛的诗坛邂逅：锦江畔的浪漫回响

在梓州，元稹与蜀中才女薛涛的相遇，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诗坛佳话。薛涛出身官宦之家，自幼随父入蜀，后因父亡沦为乐伎，却以诗名动一时，与韦皋、武元衡等蜀地官员多有唱和，人称“女校书”。

元稹早闻薛涛诗名，抵达梓州后便主动邀约。二人在锦江边上的浣花溪畔相见，薛涛以《池上双鸟》相赠：“双栖绿池上，朝暮共飞还。更忆将雏日，同心莲叶间。”诗中以双鸟喻知己，含蓄表达了倾慕之情。元稹则回赠《赠薛涛》：“锦江滑腻蛾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言语巧偷鹦鹉舌，文章分得凤凰毛。纷纷辞客多停笔，个个公卿欲梦刀。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五云高。”将薛涛与卓文君并提，赞其才思敏捷、文章华美。

此后的数月里，二人时常在梓州的亭台楼阁间唱和。薛涛的诗清丽婉约，如《送友人》：“水国蒹葭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苍苍。谁言千里自今夕，离梦杳如关塞长。”元稹的诗则豪放深情，以《寄赠薛涛》回应：“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五云高。”他们的唱和之作，既有对时局的感慨，也有对彼此才华的欣赏，更有一丝朦胧的情愫在字里行间流淌。

薛涛曾特制“薛涛笺”相赠——这种以芙蓉花汁染成的桃红色小笺，小巧雅致，正适合书写短诗。元稹收到后，在笺上写下“长教碧玉藏深处，总向红笺写自随”，足见珍视。这段情缘虽因元稹离蜀而终，却为蜀地诗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，成为锦江畔一道永不褪色的浪漫风景。

元和四年（o年）冬，元稹完成使命离蜀，他在《东川别舍弟楼》中写道：“阶前春色浓于酒，牖外秋声碎似珠。今夕秦天一雁过，去年蜀地百花开。”字里行间，已流露对蜀地的眷恋，更藏着对这段诗酒情缘的不舍。他不会想到，五年后，他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且是以一种更为困顿的方式。

三、再贬通州：达州的困顿岁月与生命觉醒

元和十年（年），元稹因卷入“王叔文集团”余党案，被贬为通州司马，这是他第二次入蜀，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。通州（今四川达州）地处川东，在唐代属偏远之地，“地多瘴气，民少读书，俗尚巫鬼”，而正是这片土地，让他完成了从“愤青御史”到“智者诗人”的蜕变。

赴任途中的绝望与坚守

从长安到通州，路程比赴梓州更远，且多为荒僻之地。元稹出时便身患疾病，“病骢犹向瘴江行”，一路颠沛流离。他在《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》中描述：“蛮地无霜雪，逐臣稀物役。唯恐远归来，表是身非实。”可见其内心的绝望。

行至青山驿时，他想起五年前出使东川时曾在此停留，物是人非，感慨万千，写下《青山庙》：“惆怅青山路，烟霞老此人。只应松自立，而不与君春。”诗中的“青山”既是实景，也是他对命运的隐喻——即便身处绝境，也要如青松般自立。

六月，元稹终于抵达通州，迎接他的不是官舍，而是“荒祠古柏”。他在《叙诗寄乐天书》中写道：“通之地，湿瘴卑褊，人士稀少，近荒杂獠。邑无吏，市无货，百姓茹草木，刺史以下，计粒而食。”初到之时，他只能借居在州河对岸的开元寺，“僧房破落，四面通风”，夜晚听着“獠人”的歌声，思乡之情难以抑制。

更让他痛苦的是疾病。通州的湿热气候让他患上疟疾，“一卧十余日，头眩不能起”，甚至一度濒临死亡。他在《别李十一》中写道：“闻道阴平郡，翛然古戍情。戍迥山形断，河穷地势萦。烟霞潘岳鬓，林壑谢公情。今日龙钟人共弃，愧君犹遣慎风波。”字里行间满是病中的凄凉。但正是这场大病，让他开始反思人生：“病中知世事，身外即浮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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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云亭上的精神突围

在通州的第三年，元稹的生活稍有安定。他在州河南岸的青爱山（今翠屏山）选址，亲自督导工匠修建了一座茅屋，取名“戛云亭”。“戛云”二字，取自“戛然独立于云端”之意，既是对亭子地势的描述，也暗含着他的精神追求——即便身处蛮荒之地，也要保持人格的独立。

戛云亭虽简陋，却是元稹观察通州、思考人生的“精神高地”。他常在此登高远眺，俯瞰州河如带，远眺大巴山如黛，写下《戛云亭》一诗：“危亭绝顶四无邻，见尽三千世界春。但有浮云横碧落，更无幽恨到黄尘。”诗中没有贬谪的怨怼，只有对天地广阔的感悟，这种“越苦难”的心境，与他早年的愤懑形成鲜明对比。

在戛云亭，他还完成了《连昌宫词》这篇长篇叙事诗。诗中借连昌宫的兴废，回顾了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的兴衰，“姚崇宋璟作相公，劝谏上皇言语切。燮理阴阳禾黍丰，调和中外无兵戎”，通过今昔对比，反思安史之乱的教训。这种“以史为鉴”的视角，正是他在通州沉淀后的思想升华。

除了作诗，元稹还在戛云亭接待来访的友人。当地学子听说这位“京城来的诗人”博学多才，常来请教，他总是耐心讲解，甚至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，为学子购置书籍。有一次，一位老秀才来请教《诗经》，他与之谈至深夜，临别时赠诗：“衰容不称君，清风满敝庐。”这种与百姓的亲近，让他逐渐融入通州的生活。